2022年38所院校CLSCI期刊论文盘点

尽管教育部此前提出“破五唯”方针，强调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但是这并非将原本的指标“一棒子打死”，而是希冀改变“一刀切”的评价模式，探索出更加综合、多元、科学的多层评价体系。我们认为，在当前科研机制和学术氛围下，于CL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法学学科发展前沿、学界热点话题与学术资源分配格局。因此，对CLSCI期刊论文进行盘点分析，仍不失为一场有意义的学术观察之旅。

经我们统计，2022年22本CLSCI期刊共刊发论文1820篇，我们选取了部分发文量较高（10篇以上）的院校（单位）作为分析对象，共有38家。它们在前述期刊共发文1411篇，占比约77.53％，足以展现2022年CLSCI期刊论文的基本面貌。后续我们还将围绕高产作者、博士生发文、实务界发文、学科发文等主题，展开更为具体的盘点，敬请关注。

关于本文统计方式的特别说明：

1.期刊统计范围：《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现代法学》《法学》《中外法学》《法学家》《当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东方法学》《政治与法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法学杂志》《法学评论》《法商研究》《法律科学》《环球法律评论》《清华法学》《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法学论坛》共22本。其中，由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尚未出刊，本文的统计仅限于前11期。

2.若一篇文章有多个作者，或者同一作者有多个单位的，以第一作者和第一单位为准。

3.本文将各二级学科分为：法学理论；宪法学；法律史；民商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法学。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司法制度相关的论文，归入法学理论；环境法、劳动法等学科的论文，归入经济法学，译文不列入统计。由于相当数量的论文属于交叉学科，本文对具体论文的学科划分仅供参考。

4.虽然我们力求完整准确，但人工统计可能仍有微量错漏，恳请各位读者包涵。

一、全年发文总量：稳中有变

总体来看，相比于2021年CLSCI期刊论文总发文量分布情势，今年CLSCI期刊论文发表总量分配格局稳中有变，波动不大。

从2021年到2022年，各院校（单位）中总发文量前五名之位次并无任何变化，依次为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仔细对比今年发文总量排名与去年发文总量排名，可以发现，前14所高校总发文量之名次基本无较大变化：中国社科院大学与武汉大学皆前进1名，相应地，西南政法大学从去年的第6名略退到今年的第8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今年略胜吉林大学一筹，从第10名升至第9名，相应地，吉林大学则较去年排名后退1名；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与中央财经大学三所高校于第11-14名间稍有波动。这些都是CLSCI期刊论文发表总量分布“稳”的表现。

尽管在排名方面，前述高校变动甚微，但是在具体发文总数方面，则有一定变化。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总发文量较2021年而言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武汉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的发文总量较2021年而言则增加显著，增幅均在10篇以上。实际上，宏观俯瞰，较去年来说，今年以“五院四系”为代表的老牌法学强校的总发文量大体上有所萎缩，这固然有22本CLSCI期刊今年刊发论文总数目减少之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侧面反映出新兴法学院校戮力同心、锐意进取之姿态——“五院四系”发文总量占比从2021年的42.56％下降到2022年的40.44％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印证这一判断。

“稳”中之“变”不仅体现于前14所高校年度发文总量之变化，还体现于中后段位各院校（单位）具体名次之变动。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2年发文数较去年实现了“翻番”，排名大幅跃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北航各学科方向高产作者不在少数，比如王锴老师今年发文4篇，持续深耕合宪性审查、部门宪法等宪法学重点前沿研究领域；民商法学方向的赵精武老师继续深研数字法治，发表相关论文3篇，其今年新译著《所有权的终结：数字时代的财产保护》亦成为当年爆款书籍，受到众多法学大咖如龙卫球教授、高圣平教授的强烈推荐；民事诉讼法方向的刘颖老师今年亦一举将3篇论文收入囊中。再如，上海社科院也进步明显，其公法方向学科发文引人注目。上海地区双一流高校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发文量及排位稳中有进。其中，柏浪涛老师、钱叶六老师为华东师大发文实力之增强助力颇多，叶名怡老师、亢晶晶老师、朱晓喆老师为上财发文总量之提升做出较多贡献。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今年，叶名怡老师就不当得利法相关问题连发3篇重磅文章，对沿袭自德国的不当得利法传统学说体系予以猛烈抨击，认为以王泽鉴先生《不当得利》一书为代表的较多著作忽略了德国民法学界有关不当得利法的最新讨论情况，仅是机械地搬运德国法学说以套用至我国法律实践中，从而产生了较多不必要的“伪问题”，继而其主张立基于我国实定法规范与司法裁判实践建构起符合中国实际的不当得利法体系，提出了许多别样观点，在民法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勾起了广大年轻学子对不当得利法的极大兴趣。

除开前述四所院校（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华南理工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今年发文总量同样有显著提升，留心观察，不难发现，近些年这些院校法学学科建设也不断取得可喜成就，期待它们在未来更上层楼！

二、分而观之：各具特色

聚焦到具体院校，中国政法大学仍一马当先，年度发文总量高达177篇，多出第2名中国人民大学56篇，其他院校诚难以望其项背。作为五院领头羊，法大丰富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庞大的法学科研团队为其年年取得CLSCI期刊发文佳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相较于其他院校（单位），法大各学科发展并无明显强弱之分，呈现出多点开花、百花齐放之欣欣向荣气象。比如，其今年刑法方向发文约莫30篇，民商法方向发文高达45篇左右；其他学科诸如行政法、理论法、诉讼法等亦发文较多，均在20篇及其以上。即使是常人眼中的冷门学科如法律史，法大也将其打造成了全国闻名的强势学科，于2022年共发表5篇以上文章。并且，从作者构成来看，老中青三代皆有之，这说明法大学科人才队伍建设布局均衡合理。

五院四系中，除了中国政法大学一骑绝尘外，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全年发文量均位居前十，并无掉队现象出现，保持稳定态势。

今年人大发文总量依旧抢眼，不出意外地获得榜眼之位。相比于法大各学科均衡发展、全面开花之局面，人大发文凸显出强者恒强之特点，比如，其今年民商法方面文章在去年40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高达43篇，占到其全年发文总量的三分之一。另外，人大单兵作战能力极其强大，高产作者人数甚多，王利明教授今年依旧笔耕不辍，一举斩获10篇论文，张新宝、杨立新、黄文艺、尤陈俊等诸位老师今年发文亦在3篇以上。

近年来，华东政法大学发文量始终保持高位姿态，从2019年到2022年，各年发文数分别为85篇、97篇、110篇和99篇。其中，法学理论、刑法学、民商法学等强势学科今年发文贡献突出，分别达27篇、26篇与13篇。近些年来，徐光华老师、焦艳鹏老师等人的加盟让华政刑事法学科这一优势学科更加耀眼。此外，华政知识产权法学、法律史等特色学科在王迁老师、何勤华老师的带领下亦表现甚佳，今年发文数均高达5篇以上，王迁老师一人就贡献了3篇，集中聚焦互联网技术发展对著作权法的新影响与新挑战。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发文总量虽相比去年略有下跌，但并未影响其发文质量。其整体实力仍旧强劲，盘踞前五纹丝不动，彰显了两校强大、齐全的教学与科研团队。

北大法学一直处于中国法学学科发展的第一梯队，其刑法学、经济法学、民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等主干学科均人才迭出，老中青三代皆具显著的学术影响力。陈兴良老师今年发文一举斩获8篇，同张明楷老师不相上下，两位前辈年过花甲仍勤恳钻研、醉心学术、笔耕不辍，诚乃吾辈为学楷模！另外，张守文老师、陈瑞华老师、王锡锌老师等学科带头人仍相当高产，2022年发文量均在3篇以上。中青年学者如张翔老师、彭錞老师、王华伟老师等亦在网络法治领域持续发力、产出成果。

清华大学已稳居核刊发文第一梯队，成为新兴法学院校之楷模。在张明楷教授、崔建远教授、周光权教授、申卫星教授、程啸教授等诸多学术大咖的带领下，清华今年CLSCI期刊发表依旧保持高位，实力依旧。而且，清华大学诸学者发文探讨领域既涉及学科基础理论等传统论域，也触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平台治理、隐私数据安全等新兴领域及交叉学科前沿论题，可谓传统与现代并重。

相较2021年，2022年武汉大学总发文量显著增加，这主要得益于民商法学科发文实力强劲——其民商法方面发文高达21篇，占全年总发文量近三分之一。另外，武汉大学今年高产作者也较多，秦前红老师、温世扬老师、秦天宝老师、袁野老师等年发文量均在3篇以上。

过去一年，西政CLSCI期刊发文数量小幅下降，但从发文总量上看，仍具有明显优势。相较去年，西政强势学科如经济法、诉讼法等发文量均有所减少，但在刑法学、民商法等主干学科方面，西政发文仍具雄厚的实力基础，其刑法学与民商法学发文占比接近三分之一。在刑法学发文方面，姜敏教授一人发文量即占据半壁江山。

在法学学科被警示后，中南财大压力倍增，在法学学科建设上动作频频，不仅新增了党内法规学、纪检监察学和公共政策3个硕博学位授权点，引进了余延满教授（遗憾已逝，悲痛万分!）、李昊教授等著名法学学者，还在核心期刊发文方面谋求新的突破，尽显锐意进取之势。在各学科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相较2021年，今年中南财大发文数大幅增加，从去年的43篇增至如今的54篇。值得关注的是，陈柏峰院长以一己之力拿下6篇核刊文章，其中更有3篇分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三大刊，集中论述基层法治与社会诚信建设，令人敬佩万分。

受所处地域、经济条件、学位授予点、人才流动等多重复杂因素之影响，西法大在法学核心刊物发文方面已落后其他兄弟院校。但令人欣慰的是，西法大法学C刊年度发文量长期保持相对稳定，近四年年均发文总量为22篇左右，有效止住了再下滑的脚步。

五院四系之外，除了上述提及的清华大学，还值得关注的新兴院校是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

尽管上海交通大学以理工科见长，但是近年来其法学学科建设成就有目共睹：自2012年起，在英国QS世界大学法学学科排名榜中，上海交大连续十年进入全球法学百强，被誉为全国发展最快的法学院之一，国际影响力可见一斑。在学校的鼎力支持和廖凯原基金会的持续资助下，相信凯原法学院在未来会实现新发展，距离国内法学重镇更近一步。上海交大今年也盛产高产作者，比如，叶必丰教授今年共在CLSCI期刊发表4篇文章（另有一篇与博士生合著），李剑教授今年亦发表多达3篇论文。

素以“中国财经管理专家的摇篮”著称的中央财经大学在法学领域进步喜人，在法C发文方面逐渐稳定在了前15名之列。依托本校财经类学科优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法学和民商法学学科发展令人瞩目，两学科年度发文数共计19篇，占本校年度发文总量的三分之二，成为本校法学学科建设的“顶梁柱”。年轻学者之翘楚刘权老师仍相当高产，今年就数字法治与网络平台治理撰写了3篇论文，其中有篇更是发表于三大刊之一《法学研究》上，可喜可贺！

魔都院校中除了华东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一众传统名校外，上海政法学院进步巨大。从去年的第22位攀升至今年的第13位。在关保英教授、彭文华教授等高产作者的带领下，一所相对普通的政法院校能取得如此佳绩，诚属不易。

南京地区的三所名校：南大、东南和南师大，今年分别发表了36篇、17篇和12篇CLSCI论文，较去年皆有下降。个中原因，或与人才流动、论文创作周期有关。相较兄弟院校，南京大学近年来发文数更趋稳定，这与南京大学日趋成熟完善的科研团队构成紧密相关。仅以民法学学科为例，南京大学已经形成以朱庆育教授、解亘教授、叶金强教授等学者为代表的“高精尖”团队。南京大学刑法学科亦不乏高产作者，如孙国祥教授、马春晓副教授今年均发文3篇。

除此之外，上海社科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较少为法学学子所关注的院校（单位），今年发文量也较高。其中，上海社科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广州大学近两年发文数均在10篇以上，保持相对稳定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院校近年来在法学学科发展、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效。

三、从“四系”发文略观“青椒”发表情况

在传统认知中，我们会认为，相比于资深学者或年长教授，“青椒”（青年教师或青年学者）在CLSCI期刊上发表论文更为困难。一方面，这是因为资深学者或年长教授长期钻研某些领域，具有远超他人的丰富研究经验，此前也已经发表过有关成果，期刊编辑对其新产出的学术成果之质量更为信赖；另一方面，这也与学术资源获取及分配密切相关，初出茅庐的青年学人在课题申报、参会报告、同行评议等方面都很难快速争取有利于己的各种资源，而这些要素无形中都会影响到其期刊论文之发表。在“不发表，就出局”的考核背景下，关注青年学者的发表情况实际上就是在关注他们的职业前途。因此，我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四系”为分析对象，略观青年教师的法C期刊论文年度发表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为减少争议，防止误解，这里的青年教师指的是已经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青年讲师/助理教授/师资博士后，这里统计的论文仅是青年教师以“四系”为发文单位的独著CLSCI期刊论文。同时，由于各院校官网信息并不完整，且较多博士后出站后入职其他高校或正在其他高校任职，所以此处信息整理结果可能存在些许不完善乃至错讹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四系”青年学者发表情况概览

从总发文数方面来看，“四系”青年学者发文总量因校而异，北大为28篇，占本校年度发文总量的31.11％；人大为10篇，占本校年度发文总量的8.26％；武大为9篇，占本校年度发文总量的13.64％；吉大为6篇，占本校年度发文总量的11.54％。

由此可见，北大青年学者发文实力堪称一绝，为本校年度发文作出重要贡献。一方面，这与北大青年学者人数较多不无关系，相比于其他学校，北大“青椒”群体规模较大；另一方面，这也与北大青年学者个人教育经历、科研素养、研究兴趣、升职压力等诸要素密切相关，北大“青椒”群体不乏高产作者，年度发文2篇及其以上的青年学者高达8位。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史方向的年轻学人张一民老师今年在CLSCI期刊上连续发表两篇清代法制史的主题论文，足见其学术功底之扎实。

除北大外，其他三校青年学者发文情况相差不大，其虽对本校发文作出贡献，但效果有限。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青年学者发文难度较高这一现象客观上确实存在，但也正是在这种比较严苛的评审机制下，青年学人所发表的文章往往质量较高，让人眼前一亮、获益良多。比如，在“四系”青年学者年度发文中，三大刊见刊数量为8篇，占比约为15％。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法学研究》刊发年轻学人独著论文不在少数，这似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评审机制主要以文章质量为重心，与作者职称等其他因素关联程度没有常人想象得那么高。

从单兵作战能力来看，“四系”青年学者中均不乏论文高手。北大年度发文在3篇及其以上的青年学者分别为洪国盛、吴训祥、张牧君三位老师，其中，洪国盛老师3篇论文均聚焦损害赔偿法，吴训祥老师3篇论文均关注民法典合同编，张牧君老师2篇论文均涉及数字税收问题，由此观之，三位老师具有非常明晰的学术科研规划，早已选定某一或者某几个领域予以精耕细作。人大年度发文达2篇的青年学人则是高童非和阮神裕两位老师，其发表论文均与大数据、网络法治等前沿领域紧密相连。武大法学院的袁野老师仅凭一己之力就将3篇论文纳入囊中，且各论文所论涉及民法学不同主题，发文实力极其强悍。吉林大学何松威老师今年一举斩获3篇论文，其依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知识产权同一性理论研究”对《民法典》中的“权利”展开深入研究，让2022年变成了自己的丰收年。青年学者中高产作者迭出说明学术研究能力与作者年龄二者间的关联性似并不太强，这也恰好印证了古人那句老话：“学无前后，达者为先”。

从期刊论文发表的影响因素来看，课题似乎是一个重要因子。经统计，在前表所列共计53篇论文中，属于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的论文总共为32篇，占比约为60％。由此可见，课题确实对于期刊论文的顺利发表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仅以“四系”“青椒”群体为分析对象就能够看出青年学人确实存在相当程度的发表困境，但是在这种困境下突出重围、依然取得突出成绩的学者亦并非绝无仅有，这说明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发表难题并非绝对不可解的“哥德巴赫猜想”。而在法学学习研究中，我们相信，绝对实力的主要构成并不是超越常人的天赋和亦步亦趋的借鉴，而是青年学人们对法学学科的无穷热爱、对现实社会的无限关怀、对人类未来的无限好奇与持之以恒的坚韧品质。

四、写在最后：理性看待数据，不忘法律人使命

尽管我们每年都会对CLSCI期刊进行盘点分析，但是如此之举的目的并非推崇“论文至上”，也不是想将各院校单位分成三六九等——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这样做。事实上，那种想给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所有法学院校或科研机构进行公允排名的想法或许并不现实亦无多大意义，毕竟，每所院校或者科研机构都有自己的研究传统、科研特色与学术风格，每所院校或者科研机构在其莘莘学子眼中都是最敬爱的母校、最可爱的（法）人。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今年，无论是国内著名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还是国外常春藤名校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对外纷纷宣布退出世界排名——诚如哈佛、耶鲁两家法学院宣布退出U.S.News排名时所宣称的那样，“排名方法同法学院的使命追求背道而驰，包括不鼓励学院招收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学生以提高多样性，不鼓励学院对学生按需分配经济援助，也不支持学院引导毕业生投身服务公共利益但薪水不高的职业。”

所以，尽管我们很重视数据分析与期刊论文盘点，但是我们始终在警醒自己：理性看待数据，不忘法律人使命。发文量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各院校（单位）科研实力，但是其并非衡量院校办学质量的唯一标尺。实际上，忽视质量而一味追求论文发表数量的做法亦不足取，毕竟，论文创作的最终意义并不在于发表，而在于促进相关问题之进一步解决。倘若围绕某一问题发表再多论文，这一问题却依旧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学术虚假繁荣的担忧与质疑就显得更具现实意义，尽管这种批判性意见可能并无合适的建构性方案，但它至少能够引导我们往更深处去思考——法律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所以，法律人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想必并无唯一正解，但是，至少，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法律人的使命并不是一味追求发文数目。毕竟，数据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奴役自己的。因此，让我们理性看待数据，静心寻找法律人更多的可能性吧！

本文责编 ✎ 帝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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